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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不差理顺中国的千头万绪,你休想绕过这本书

精读主义 2019-03-12 12:54:35

世界夜晚灯光地图,灯光亮度基本取决于这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(据美国卫星数据制作而成)


引言

越是将历史拉长了看,

   我越是相信,

   决定人类发展轨迹的是普遍规律,

   每个国家的特色只会在普遍规律下开花结果。


上网有些年头的人,可能都会有这样的记忆,在一些网络社区里,多少年来有个话题,只要一经提起,就会被争论得不可开交。


这个话题,就是如何看待本地人和外地人的问题。


尤其是在一些超特大城市,每当交通拥堵、雾霾漫天,或者房价上涨的时候,就会有“外地人滚出去”之类的声音冒出来。


部分本地网民和外地网民,唇枪舌剑,纠缠不清地吵来吵去,也没有吵出个结果。本地人认为外地人侵犯了他们的利益,而外地人则认为,自己对所在城市的建设也做出了贡献,理应享受平等待遇。


最近我读到一本好书《大国大城:当代中国的统一、发展与平衡》,要想理顺中国千头万绪的问题,你绝对绕不过这本书。


《大国大城》认为,限制户籍解决不了“城市病”,只有遵循市场规律,发展大城市,才能在发展中寻找均衡。


中国应该发展大城市,而且北上广深这样的超特大城市,要允许老百姓自由地向这些城市迁徙。因为任何大国的存在,都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民,愿意通过协调地区间的矛盾,来追求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。中国政府有一个核心使命,就是把这个国家的十几亿人拢在一起,只有拢在一起才能带来人口红利,我们要享受这个红利,就必须重新安排我们的内部结构。


《大国大城》的作者陆铭,是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。他把自己定义为一个“职业读书人”。在理性的专业研究之余,他也像个文艺青年一样,阅读感性的村上春树、亦舒、马尔克斯等人的小说,还有像刘慈欣的《三体》和金宇澄的《繁花》这样的书,学术路数相当“叛逆”。经济学家汪丁丁曾经这样评价陆铭,他说:“陆铭是他那一代专业经济学家的思想家。中国经验在陆铭的叙述里,不再是经济学教义的中国脚注,也不再是经济学家读不懂的中国传说。”这样的评价是相当高的。


这本书出版之后,立即引起读书界强烈反响。到目前为止,获奖无数。


其中,《新京报》年度经济类好书的致敬词,是这样写的:我们致敬陆铭,他所从事的公共研究与写作,同时兼具严谨的学理逻辑和深刻的人文关怀,用城市经济发展的规律,摇晃了那些长期以来将“城市病”归因于人口膨胀的认知偏见,以理性触及城市发展中该被照亮的个体权利和公共利益。


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年度好书的颁奖词,是这样写的:对大城市的恐惧是许多人的心病,陆铭教授撰写这本书,目的就是为了治这些人的心病。……相信每一个阅读过的人都会有被彻底颠覆的感觉。


陆铭说:“在这本书交稿的时候,我特意在扉页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,‘越是将历史拉长了看,我越是相信,决定人类发展轨迹的是普遍规律,每个国家的特色只会在普遍规律下开花结果。’”


好了,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,那么下面,我就为你来详细讲述书中内容。这本书主要讲述了三个重点内容


第一个重点,特大城市人口不能通过行政手段控制,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入,恰恰是高技能劳动力的流入派生出来的。


第二个重点,人口自由流动不是导致大城市出现“城市病”的原因,“城市病”的问题出在规划、技术和管理上。


第三个重点,本地人和外来人口是可以好好相处的,如果把人群分成不同身份并差别对待,最终对大家都不好。


001

特大城市人口不能通过行政手段控制


特大城市人口不能通过行政手段控制,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入,恰恰是高技能劳动力的流入派生出来的。二者就像人的一双手,左手和右手,谁也离不开谁。


有一组数字经常被人拿来当成段子一样地讲,以此说明我们过去的城市人口规划,是一件很幽默的事。这组数字是:


1983年某个超特大城市出台的人口规划提出,要把这个城市2000年的人口规模控制在1000万人左右。然而,仅仅过去了3年(比计划提前了14年),1986年这个城市的总人口就已经达到了1000万。接着,1990年这个城市又制定了一份总体规划,要求2010年将常住人口控制在1250万左右。但事实上,2000年(比规划提前了10年),这个城市常住人口就已经达到了1382万人。同样的事情继续发生着,2003年这个城市制定的总体规划提出,到2020年的总人口规模要控制在1800万左右。但是,2010年(也是比规划提前了10年),这个城市的常住人口就已经达到了1961万人。


为什么城市人口规划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失灵呢?原因之一是,一个城市每引进一个高科技人才,会相应地带来5个工作岗位,这5个工作岗位分别是:一个律师、一个医生、一名餐馆服务员、一名家政服务员和一名超市收银员。“高端”和“低端”(如果一定要用“低端”这个略带贬义的词的话)他们的人数比例是1:1,也就是3个“高端”岗位(高科技人才、律师和医生)对应3个“低端”岗位(餐馆服务员、家政服务员和超市收银员)。如果“低端”的人数量不足,城市的服务价格就会上涨,假如你支付不起,那你生活质量就会下降。比如,有些人本来可以雇一个保姆的,现在因为保姆少了,价格高了,所以雇不起了;你本来可以在餐馆吃饭的,现在因为服务员少了,餐馆也少了,所以你就得在家里自己做饭。在这个变化过程中,对于所谓“高端”的人来讲,他不光生活质量下降了,他的生产效率也会下降。如果这部分人还有一个选择的话,那就是去另一个城市。


所以说,一个城市的人口,实际上是在不停地移进移出。越是你想留住的人,全球范围内的各大城市也都想留他。这些人会比较两件事情:一件事情是,我在哪儿挣得多;另一件事情是,我在哪儿花费得少。按照这个逻辑,城市的公共服务提供给低收入者,实际上是有利于提高服务业从业者数量,有利于提高城市吸引力的。我们应该像欢迎高技能劳动力一样欢迎低技能劳动力,因为他们提供的低技能服务,满足了城市居民多样化的生活需求。


我们再重复一下刚才这个观点: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之间具有互补性,如果限制低技能劳动力的供给,就会导致低技能劳动力的短缺,从而削弱高技能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。换句话说,如果在目前的研究中,没有体现出超特大城市的规模经济效应,应该反思的,是超特大城市存在的不利于提升生产率的制度,而不能简单地怪罪于人口数量本身。


002

限制户籍解决不了“城市病”


人口自由流动不是导致大城市出现“城市病”的原因,“城市病”的问题出在规划、技术和管理上。


毋庸讳言,中国的城市(特别是大城市)普遍出现了交通拥堵、环境污染等“城市病”,流行的观点认为,这是人口数量增长所导致的。表面看来的确是这样:一方面现在城市人口越来越多,污染和拥堵也越来越严重。从时间序列的意义上来看,这两件事有某种相关性,人们常常会觉得这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。于是,就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:人口数量多是导致“城市病”的原因。


但事实却并非一定如此。让我们来看看其他国家走过的历程:20世纪四五十年代,是西方国家环境恶化的时期。比如,美国洛杉矶发生了光化学烟雾事件,英国伦敦发生了大量燃烧煤导致的烟雾事件,但是现在,你看,洛杉矶和伦敦的环境已经今非昔比。他们的环境改善是因为人口减少了吗?根据美国最大城市人口的变化,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,波士顿,特别是芝加哥、旧金山,从来没有出现过人口下降的情况,反而还有所增长。


这就奇怪了:人口越来越多,环境却改善了,似乎违反常理呀?如果说人口因素可能是导致“城市病”恶化的原因之一,但是相比较其他原因来讲,这肯定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。如果人口因素非常重要的话,当国外的大城市人口增长,“城市病”应当加剧才对呀。


通过分析,专家们找到了原因。原因之一,是职住分离。所谓职住分离,指的是你上班的地方与你居住的地方的距离。如果两者之间离得很远,那么你每天上下班通勤的时间就会很长,就会加剧交通拥堵和环境恶化。


比如美国,当大量人口流入特大城市、居住在离CBD大约10到20英里的地区时,交通状况并没有比居住在小城市里变得更加恶化。这个跟咱们中国某些大城市今天的情况很不一样。一个重要原因,是美国的城市在人口搬迁到郊区的同时,就业有一个分散化的过程,工作岗位是跟着人口居住一起流出的,这样,人们的通勤距离不仅没有变长,反而可以就近上班。在中国的某些大城市,往往是在城市扩张的同时,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职住分离,由此造成了一些被戏称为“睡城”的居民社区。


环境改善的第二个原因,是产业结构调整。我们不能否认大城市人口越多,会使“城市病”更加严重。但是,我们很容易忽略一些可以使“城市病”得到缓解的因素,比如说产业结构调整。几乎无一例外的,全世界的特大城市产业结构都偏向第三产业。发展第三产业会使城市变得更干净。伦敦、洛杉矶、东京等地的污染之所以发生在半个世纪以前,原因是工业化。但是各大城市随着人口增长,产业结构在发生变化,当城市以第三产业为主时,污染情况就能得到改善,排放就会减少。在西方国家,排放的大量减少还和清洁能源的标准提高有关。


环境改善的第三个原因,是技术和管理。我们目前在城市规划或者在城市建设的时候,一直有一个思想上的误区,就是人们总是把“城市病”,理解为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。比如在乘坐地铁时觉得很拥挤,这是一个供给和需求的问题。当面临地铁拥挤的时候,是应该减少人口呢还是应该建造更多的地铁呢?大多数人会觉得,地铁拥挤当然就应该减少人口嘛,但事实上,地铁拥挤应该是通过增加地铁的建设来改善这个状况。尽管我们现在的有些超特大城市,已经是全世界地铁长度排名靠前的城市之一,但如果从未来的发展角度来讲,我们还需要建设更多的地铁。


随着地铁线路的不断增加,城市运能不断提高,大客流一定会越来越多,甚至在未来会翻倍。在发达国家,有些地铁运营到凌晨一两点,班次之间的间隔普遍是一两分钟,但我们的城市至今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,换句话说,还有很多空间可以提升。


另外,就是公共服务的问题。我们总是抱怨学校太拥挤,医院太拥挤。当面临这种短缺时,恰恰应该做的,就是增加学校和医院的供给。


为什么今天会出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短缺呢?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,作为特大城市,它的许多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的供给,是根据历史上预测出来的人口增长数来决定的,而历史预测的不准确性事实上大大低于实际的人口增长数。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,中国最大的城市也必将逐渐成为全球最大的城市。如果不根据这个人口增长的趋势来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,只会使得未来的“城市病”更加严重。


中国的超特大城市目前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,是按照20世纪90年代末所规划的今天的城市规模来建设的。但无一例外的,这些城市若干年前所规划的人口规模,远远低于今天事实上已经达到的人口规模。例如某座地铁站最初是按照10万人的规模设计的,结果地铁还没有开通,周围小区的人口规模已经达到了30万。由此而带来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缺,这不能归罪于人口的增长,而是因为超特大城市当年的规划,没有科学、准确地预测到今天的人口增长规模。


如果你现在问一些负责人:“我们的大城市是不是太大了?”估计很多人都会回答:“太大了。”那要不要限制人口呢?他们会说:“要限制。”这就是我们惯常的一个思维方式。只是我们从来不想想,别的国家如果遇到这种情况,他们会怎么办?比如,你到纽约、东京,你去问他们:“纽约、东京是不是太大了?要不要想办法限制人口?”事实上,在那些国家里,是不会有人问这种问题的,因为没有意义。纽约、东京,他们一没有户籍制度,二没有国家来调配土地资源,为什么要限制呢?


众所周知,中国城市化水平不高,有很多地方还没有完成城市化,未来还会有很多人进入城市,在这个过程中,大城市的人口肯定会增加。当全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时候,现在的一些超特大城市的人口不升反降是不可能的。未来一定是全国各地所有城市的人口同时增加,差别只在于不同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有所不同而已。


因此,我们唯一的出路,就是要科学地面对人口增长的趋势,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,不断地治理“城市病”,来提高城市的生活质量。


003

本地人和外地人可以和睦相处


外地人来到城市,就算得不到户籍、得不到和本地人同等的公共福利,但他既然来了,就说明他一定是凭自己的本事,创造了比他拿到的工资更高的价值,换句话说,新移民创造的经济价值,是超过这个人的社会成本的。


反过来,如果一味地限制人的户籍身份,外来移民在城市里就没有归属感。当一个人没有归属感,他就会有三种动机去储蓄:一种动机是养老和预防生病,因为没有很好的社会保障覆盖;第二种动机,是人们预期未来要回老家,所以不敢买耐用消费品;第三种动机,是人们预期回到老家以后,自己的收入会下降,所以为了平滑消费,他要把自己现在挣的钱留在未来花。在这三个因素的制约下,当一个人没有本地户籍的时候,他的消费会比有本地户籍的可比对象低17%到20%。


当大家都去储蓄的时候,节省下来的钱往往是本来可以消费服务的钱。而服务的提供者是谁呢?其实很多是大城市的本地人。有研究发现,当一个城里的外地人把越多的钱寄回老家,他所在的城市里本地人的工资就会越低,这就相当于有一个本地的消费需求,通过汇款汇到了外地人的老家。所以,对外地人的限制,实际上是不利于本地人提高收入的。


我们拿橘子来做个比喻。外地人拿走的并不是你手里的橘子,因为外地人来了以后,经济蛋糕在做大,也许你原本只有一个橘子,现在变成了两个。你把外地人关在门外,相当于你自动放弃了把蛋糕做大的可能。而且,现在的人口流入地(也就是本地)都是老龄化很严重的地方,外地人的进入其实是在帮你养老。因为你有需求,本地的劳动力供给又跟不上,正好外地人来填补了你的空缺,这个填补空缺的行为所创造出来的就是第二个橘子。很多时候,这个橘子是被拿来养了本地的老龄化人口。


如果从公正角度来理解的话,有些问题常常会被理解为分蛋糕的过程。实际情况是,这个蛋糕并不是说给这个人多了,另一边就肯定少了。经济学家更关心的是,整个蛋糕是变大还是变小的问题,如果你不公正,可能整个蛋糕就都变小了。


让户籍和公共服务挂钩,其实是在歧视“低端”劳动力,而需要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恰恰就是他们。说实话,现在大城市里那些排斥外地人的本地人,他们的祖上也曾经都是外地人啊。很多城市只想引进高精尖的人才,这就好比我们都只想要今天光彩照人的麦当娜,殊不知年轻的时候,麦当娜就是在美国纽约酒吧里唱歌、住在地下室里的一名打拼的外地人。一个行业的人群结构一定是像金字塔形状的,麦当娜是从底座不断通过市场竞争淘汰,才到达塔尖的,如果你当初把底座拿掉,就不会有今天的麦当娜了。


再比如,现在大城市的那么多大企业家都是怎么来的呢?都是市场经济的土壤孕育出来的。很多大企业家20年前也都是外地人,就像美国硅谷里的很多大佬,原本就是肄业的大学生。但是我们现在不要这些人了,在这些你不要的人里面,你怎么区分哪个是未来的扎克伯格呢?艺术家的命运也是一样,所以,世界上很多城市现在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,往往会保留一些破败的街区给艺术家。


我们欣喜地看到,2016年8月,北京市对外发布了《积分落户管理办法》。按照“办法”,符合一定条件的在京工作的非京籍人员,可以通过积分落户申请获得北京户口。在北京之前,上海、广州和天津等地已经出台了积分落户政策。特大城市中,上海2013年7月首先实行居住证积分制度,规定满足本科以上学历、在沪投资创业等条件就可以申办上海市居住证。持证满7年后,同时满足参加上海市城镇社会保险满7年等条件,就可以申请上海市常住户口。随后深圳、杭州、广州等城市也都相继出台了居住证制度。也许有人会说,相对于庞大的外来人口数量,积分落户只是杯水车薪,但打开的门就不会轻易再关上,改变不可能一蹴而就。


结语

每一点努力都能够改变一些现状


说到这儿,《大国大城》的内容就聊差不多了,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


首先,我们说到了人口规模。特大城市人口不能简单通过行政手段控制,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入,恰恰是高技能劳动力的流入派生出来的。我们的很多公共服务,都是根据十几年前估计的人口规模来建设的,因此应该提高城市规划的准确性。


其次,我们说到了“城市病”。人口自由流动不是导致大城市出现“城市病”的原因,“城市病”的问题出在规划、技术和管理上。人口规模增长,可能会滋生一些“城市病”,但是人口增多,本身也有助于形成规模经济,在某些方面对于缓解“城市病”的作用恰好是正向的。比如,增加地铁的建设,提升环境污染的治理手段和技术,这都有助于缓解拥堵和污染。人口规模增长还可以促使产业结构调整,因为特大城市更倾向于发展服务业。


最后,我们说到了户籍制度。本地人和外来人口是可以好好相处的,如果把人群分成不同身份并差别对待,最终对大家都不好。户籍制度是劳动力市场的障碍,因户籍制度区分而造成的二元分割,会是一个社会隐患。


通过分享,我们知道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问题,的确是当前中国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,同时也充满了一些争论。需要申明的是,我们分享的这些观点,只是对于这个话题讨论的一个视角,但肯定不是唯一的视角。对错不重要,重要的是认知角度的多元化。


作者陆铭也承认,也许他的有些观点在很多人看来,太过理想。不过,他说,理想的意义并不是要立即实现它。理想的意义在于指明一个方向,理想的状态就是一个参照系,一个国家的发展将逐步向这个目标靠近。


陆铭说,每一点努力都能够改变一些现状,哪怕只是改变一个人。从他自己来讲,他相信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,在党和政府的努力下,我们上面谈到的这些问题都会得到彻底解决,人民的生活必将越来越美好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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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好,我是张不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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